刘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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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近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刘文典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蒋介石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道：“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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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嗜食鸦片，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还有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1943年，刘又因为贪食鸦片而擅自离校半年之久，系主任闻一多要解聘他，语言学家王力来求情，说刘是爱国的，闻大怒：“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刘经常嘲讽其他同事学问不好，这次又理亏，只好悻悻离校，去了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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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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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

到了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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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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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回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陈的答案是祖冲之，有答胡适之的也可给分。）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十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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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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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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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刚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改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如何？ ”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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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时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后来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还小了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