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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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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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3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与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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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学等课程。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一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一位邻居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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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做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赵元任讲过一段有关《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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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杨步伟自诩：“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丈夫赵元任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他们这辈子恩恩爱爱过了六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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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就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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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的怕老婆，是有家传的。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长演唱昆曲，每当她兴致来时引吭高歌，父亲总是赶忙放下手头事，吹笛子伴奏，因此叫作“妇唱夫随”。赵元任从小深受熏陶，继承了“妇唱夫随”的家风，怎能不怕老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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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伦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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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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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