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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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嗜好是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抽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

章太炎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

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章太炎，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冯自由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自由致送了润笔墨银20元大洋。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元，有些送墨银200元。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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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得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钱化佛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因此大赚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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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其自由呢？”袁世凯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

说起章太炎，首先认为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但是鲁迅先生给老师章太炎的定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

陈独秀认为：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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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说：“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鲁迅评价老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中华民国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时尚的话，大多被人指为“疯人呓语”。对于这件事，鲁迅说：“……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

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门众弟子中，属钱玄同的一副挽联写得最为精彩：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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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倡导革命时不为人知，在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孙的有章太炎。但章开始时附和当时流行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盗”。后来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为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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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是最早登报征婚的人，章妾王氏过世，他就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出一段广告，公开征婚。他的征婚条件有五：第一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第二条：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条：要大家闺秀。第四条：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条：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操鄂语。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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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

结婚那天，孙中山、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太炎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腰包了事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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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革命军》的序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当时清政府所要缉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听到消息后，纷纷外出避难。但章太炎竟哪儿也不去，他甚至还劝邹容也不要躲。他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所以当巡捕到爱国学社抓人时，章炳麟（章太炎后易名章炳麟）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前来抓人的巡捕说：“章炳麟就是我。”然后就痛快地跟他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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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朋友求墨宝，向来不要钱。笺扇庄朵云轩来，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有人来恳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章夫人出面，索价每件100银圆。有时银圆收了之后，章太炎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就把它送到杜宅，当时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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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经历了与洋务派、维新派的痛苦诀别，游走于革命派、旧军阀之间，始终是政坛上的一颗明星。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

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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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章太炎是个“书迷”。母亲常与女眷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边看书，尽管环境闹，他总是读得旁若无人，津津有味。一日，小章太炎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看书，天色渐暗，气温转低，其长嫂连唤三声，叫他进屋添衣，免得着凉。章太炎勉强进屋添衣后，仍回到天井借光读书。殊不知竟穿上其长嫂的一件“花马甲”，众人见状，大笑不止。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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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对方一下子瞠目结舌。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答道：“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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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逗留上海期间，妻子王氏不在身边，无人浆洗衣裳。于是他的衣服干脆就不洗。因此他的衣服都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更加令他的衣服可以“垢上加霜”的是，他鼻子有鼻息肉（他死因就是鼻息癌变），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当鼻涕大龙蜿蜒而出有“或跃在渊”之势时，只见他大袖一挥，“截断众流”，一条大龙“见龙在田”，于是衣袖上斑驳陆离，气象万千。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据说，衣服被褥从来没洗过！

初渡东瀛，章太炎还闹过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随地随时吐痰的习惯，章氏也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里地面都铺着木板，吃饭睡觉都在地上，所以地板是一定要干净可鉴的。章氏一进屋，说不得几句，嘴一撇，“噗”的一声，一口浓痰飞射而出，让旁边的日本人惊诧莫名，也让陪同的中国人尴尬不已。

章太炎在上海剪了辫发，当时看到朋友一件西装，穿着西服没有辫子还不太扎眼，所以借着这件西服穿了起来。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乃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又复废黜了清朝年号，这大清朝的长袍马褂是不想穿了。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截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接而不牢，缚而不紧，于是只见他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上张园演讲，大庭广众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

章太炎从日本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日本衣冠文物犹有盛唐遗迹，于是他回到上海后衣装一变：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一件宽氅和服。因为剪了辫发，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这和服还有些来历。因为日本当时刚脱离封建时代不远，有些世家还在和服上绣着家徽，章太炎仿效日本家徽，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而不是满族奴隶。这件衣服他一直穿着，革命成功后亦着装如故。

章太炎的辫子也是一大景观。因为出了租界之后无辫仍然有被抓之虞，于是他就不得不在帽子里装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是他又不愿效通常做法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檐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就不免常掉下来，更加引人侧目。有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到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没人敢赌。

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披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行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作为大师，章太炎成绩卓著，但作为普通人，他却有许多“不合格”之举。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章太炎不仅不认路，对钱也一点儿没概念。他晚年靠卖字为生，却根本不知道钞票有什么价值。据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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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章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章太炎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章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却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做汉奸，他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一篇《谢本师》与他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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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行事颇怪，在北大授教时，很是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学生。每次黄出门，郑常常为其拿皮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讲授诗词的黄节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同时是被邀请的对象。见面后，黄侃见郑奠穿一件皮袄，便大为不悦地说：“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侃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与之形同陌路。

世人皆不齿黄侃之私生活，认为他“有文无行”“无耻之尤”。而其师章太炎则对其种种行为表示极大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至为放荡不羁。不论阮籍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黄侃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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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一生都在“独立特行”，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之泰斗”“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骚（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神经病”“章疯子”。其中伴随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经病”和“章疯子”这两个大号！

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在法庭上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辩驳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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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执贽而来，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那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掷了过去。那位总督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菩萨，赶紧抱头鼠窜。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恨警方不给自由，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

据许寿裳回忆，章太炎被软禁后，“每日写‘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欢花生米下酒，吃的时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说‘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他还从后花园里挖树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写着“袁世凯”三个字，烧了之后挖个坑埋了。然后他高兴得满院子里跑，边跑边喊：“袁贼烧死啦！袁贼烧死啦！”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期间，一度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祢衡如何？”章答：“祢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侯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论语》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一“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国之“妖孽”，是“贼”。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有人和章太炎聊天的时候，问起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议论道：“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有人又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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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映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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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一生自负，至死依然。其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