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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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好美食，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他不请自来。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饭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他就赶紧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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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触怒了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下，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两难之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间，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不知他另有打算。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课堂之上，他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时，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听他上课的学生就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黄侃赴宴，他欣然前往。而当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宴请。黄侃回答：“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黄侃好饮。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被门房挡驾，黄侃大怒。居正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

黄侃爱书如命。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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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还是师生关系。既为“疯子”，黄侃自然有其疯的地方。黄侃为人，大节上从不含糊，小节上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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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气极而疯，最后自缢身亡。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座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赶紧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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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

黄侃弥留之时，他说不得话，手却指向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来，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师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大家翻开一看，顿时明白老师之意。前几日学生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老师没能作答。老师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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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毕十分尴尬。

一次，黄侃给他的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作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又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黄侃在北大课堂上曾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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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行事颇怪，在北大授教时，很是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学生。每次黄出门，郑常常为其拿皮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讲授诗词的黄节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同时是被邀请的对象。见面后，黄侃见郑奠穿一件皮袄，便大为不悦地说：“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侃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与之形同陌路。

世人皆不齿黄侃之私生活，认为他“有文无行”“无耻之尤”。而其师章太炎则对其种种行为表示极大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至为放荡不羁。不论阮籍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黄侃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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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去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国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唯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向来目空一切，对其老师章太炎的经学，有时候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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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侃素来轻视钱玄同，常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章太炎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大吵起来。

黄侃反对白话文，所以骂胡适、沈尹默和钱玄同。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薄，他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玄同赚了一辈子生活。他说他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当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来当校长。在石英第一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望着黄侃，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侃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曾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意谓平生信奉推重的经典只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不可论，更不用说白话文了。黄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一为旧派中坚，一为新派领袖。有好事者作诗题咏校内名人，题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题黄侃的一句便是“八部书外皆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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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但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直到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磨墨铺纸，并吩咐把纸打好格。格打好之后，他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作一首七律《闺情》，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晚年喜好《周易》，尤精于爻卦卜算之辞，自诩别有会通，可借此致富。一日，卜得上上卦，便去买彩票，竟然得中头彩。黄异常得意，逢人便说：“今日所获，稽古力也。”后用彩票收入购置了新屋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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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是湖北人，陈独秀是安徽人。早年在日本时，陈独秀说湖北没出过什么文化名人，黄侃愤愤不平：“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物，未必就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