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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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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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辜鸿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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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有逛青楼的嗜好，回国后在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时常与一干友人到青楼寻花问柳。有一天闲来无事，辜鸿铭和一帮朋友又去青楼消困解乏，遇到了清新可人的贞子。贞子向辜鸿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辜鸿铭便许诺要为贞子寻找父母，又把她带回了家。和贞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发现和贞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幸福，他几乎夜夜要求贞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的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陀。”

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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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地从日本回到中国。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的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四十二年前刚入张之洞幕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二十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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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养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张勋生日，辜鸿铭送给他一副对子，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后来，辜鸿铭和胡适说起这件事，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枝”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的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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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以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鸿铭辅袁，辜回敬说：“鄙人命运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辜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厌恶由来已久。他曾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公开讥讽袁世凯只配给“老妈子倒马桶”，他还公开说：“人家都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

袁世凯对辜鸿铭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极具杀伤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请辜鸿铭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鸿铭的关系。当时，辜鸿铭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1919年9月初，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良”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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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时，辜鸿铭偶然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姑娘可爱、淘气，竟玩赏他的小辫子，并说希望他送给她。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将辫子咔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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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的衣冠也与昔时无异。

生活中的辜鸿铭，最讨厌的就是装饰打扮自己。所以，他常年穿一件油光可鉴、上面处处闪耀着鼻涕和唾液痕迹的长袍。拜访过辜鸿铭的英国文豪毛姆在《哲学家》一文中曾经写道，辜鸿铭身上的衣服，已经“很不适宜穿戴了”。

辜鸿铭就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的时候，“胡须挂珠”的故事曾经流传很广。据他的马来西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拉碴的胡子上挂满汤珠，是他常见的“雅”态。爱干净的人和他一起吃饭，实在是件恐怖的事。他的手下更苦，看着上司在那儿唾液飞溅滔滔不绝，不能出言提醒，还得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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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迭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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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上课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年轻的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正意气风发，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之者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五四运动时，辜鸿铭曾在日本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都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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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辜鸿铭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六千一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