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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郁达夫在那篇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章里,为穷困落魄的沈从文出了三个主意:上策是找份工作,或者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中策是回家;下策,或者去当兵,或者去做贼,并建议先从沈家的有钱亲戚熊希龄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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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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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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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下去。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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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三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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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时期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也毫不理会。他们是密友,是患难之交。

沈从文《记丁玲》中写道,他开始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谈的话上有共同语言和乡音。那个时候,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颇为不平。沈从文就向他解释,他在与丁玲谈话时,从来没有考虑过她是一个女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他的贫贱之交。为了友谊,沈从文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特地赶到南京,找了一些国民党要员,但都被害怕惹上共产党嫌疑的他们拒绝了。沈从文为此事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撰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记丁玲》。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着丁玲儿子的相片,去探望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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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就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 一把牙刷。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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